现在虽然还没有整本的研究翻译原则的专书，可是论到翻译的短篇论文倒也不少，从这些论文里我们可以找出各种的主张，有的以“信、达、雅”为标准，有的以 “形似、意似、神似”为标准，有的主张直译，有的主张意译，有的以为“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有的以为“不妨采用欧化句法”。各种主张，很不一致。其中有些说法并不是根本主张的差别，只定义和解释的不同罢了。例如直译和意译，除各种走极端的呆译和曲译外，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可是我们见了许多主张和说法，反倒觉得无所适从。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拟出几条原则供同志们作个参考。 其实，我们不过把翻译界各人的主张收集起来（仅仅到1941年为止，以后的材料可参看人民出版社的《翻译通报》），经过一番讨论，把我们认为不大妥当的说法批判一下列为一组，把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说法另立一组，总称为翻译的原则。 一、 消极方面 （一） 不分裂翻译的标准 从严几道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口号以来，好多研究翻译的人以为翻译有三个标准。照严先生的说法，“信”是“达旨”，就是说明愿文：“达”是“前后引衬，以显其意”：“雅”是“尔雅”，据他老人家的说法，最好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法太旧了，就另外提出三个标准来，就是：“忠实”、“通顺”和 “美”。但又怕老派人反对，于是再下个注释说，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美就是雅。这么说来，名词是更通俗了，意义完全是一样的。陈西滢又提出翻译的“三似论”，就是：“形似、意似、神似”。“形似”的翻译就是“直译”，“意似”的翻译就是“要超过形似的直译”，“神似”的翻译“独能抓住原文的神韵”。 不论是“信、达、雅”，不论是“忠实、通顺、美”，不论是“形似、意似、神似”，说法虽有不同，把翻译的标准分裂为三，可是一样的，为什么把翻译的标准分做三个呢？也许是因为现代的人承袭了严几道的说法，而严先生的话又是从孔老夫子那儿引申出来的。严先生提出“信达雅”三个字，据他自己说，是有所本的。他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孔夫子虽然也编过书，可没念过a b c d .现在我们研究英文翻译，把他的话东抄一句，西抄一段，作为翻译的标准和模范，这遣淮笸椎钡摹？ “信”、“忠诚”或“形似”在翻译上自然有它的地位，可不能算是标准。“达”、“通顺”、“意似”或“雅”、“美”、“神似”，更算不得是翻译的标准，那是中文的语法问题。不懂得中文的语法根本就不能翻译外国语文。我们认为翻译要说有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译文必须正确。所谓通顺、意似、美、雅等，那是中文的语法和修辞问题。 （二）不分裂直译和意译 在翻译界中随着信达雅而起的争论，要算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了。可是真正主张直译的人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而是胡译或曲译。同样，真正主张意译的人所反对的也不是直译，而是呆译或死译。我们认为正确的翻译就是直译，也就是意译；而胡译、曲译、呆译或死译都是错误的翻译。这一点可以从艾伟用答案求法的研究中《译学问题商榷》看出来。正确的翻译或称为直译或称为意译，并不是翻译的不同，而是界说的不同罢了。例如主张意译的人反对直译说： “直译即是拘泥愿文字句之构造，并不计及汉文之通顺或自然与否。”（孙贵定语） “一般人所谓直译，不但逐句译，简直呆照原有之clause或phrase之次序呆译，结果使人不懂，或者读者异常吃力。”（邹恩润语） “直译者初意欲使不失原意，故字句对照以此就彼，往往失之机械，不可卒读。”（余上沅语） 这是主张意译者替直译所下的定义或解说，可是主张直译的人并不承认这些话。他们认为所谓“拘泥原文字句之构造”，所谓“简直呆照原有之clause或phrase之次序呆译”，所谓“不可卒读”，这种翻译只可称为“呆译”或“死译”，不配称为“直译”。 主张直译的人反对意说： 意译界说：“注重大意，可删节之字句，则删节之。”（刘宣阁语） “直译才是翻译，意译是述意而已。”（董任坚语） “若是曲译是添花样的说谎，那么意译而不是直译最容易流为曲译。”（陈西滢语） “老实说，直译没有分毫藏掖，意译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诈的人。直译看来好象很笨的法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时作藏拙的用，但是确不若意译专作作伪的用。”（傅斯年语） 这是某些主张直译者替意译所下的定义或解说，可是主张意译的人并不承认这些话。他们认为“可删节则删节之”，“添花样的说谎”，“随便伸缩”，“意译便伪”，这种翻译只可称为“胡译”、“曲译”，不配称为“意译”。 说来说去，直译者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意译者所反对的其实也并不是直译。他们所反对的都是错误的翻译，就是，呆译、死译、胡译、曲译。 我们看一看这两派正面的主张，倒是互相接近的，例如主张直译的人说： “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周作人语） “极力保存原来文法之结构，而同时仍不失为通顺汉文者，为直译。”（朱君毅语） “主张直译，即忠实正确的翻译，而不主张拘泥于语法与结构的欧化。”（孟宪承语） 可见直译并不是“不计较汉文之通顺或自然与否”或“使人不懂”，“不可卒读”。 同样主张意译的人说： “能达原文大意，而不失其真铨者，谓之意译。”（孙贵定语） “意译者，至少须融会贯通，但若因此取巧，脱略错误，则悖矣。”（郑晓沧语） “不正当的意译，是于原意之外，加入许多自己的意思作解释，往往走出原意的范围。”（邹恩润语） 可见意译也不是“随便伸缩”或“添花样的说谎”。 由此可见正确的翻译是直译，也就是意译，死译和胡译不同，呆译和曲译不同，这是可以划分的，它们都是错误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分不出直译或意译的。 （三）不完全根据中文心理 拘泥外国文法逐字对译，以至译文诘屈聱牙不堪卒读，不得称为翻译（陆志韦语）。例如“Is that so？” said he， 译为“是那个如此？”他说。“Lying on his back译为卧在他的背上”（周作人举的例子）。这种完全的欧化，谁也不会赞同的。不过另一些人（如林语堂）认为“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我们也不能同意。因为译者如果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就容易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舞文弄墨，一种是糊涂过去。例如 Lying on his back意译为“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义皇上人”（周作人举的例子）。又如all flesh译为“圆颅方趾”（林语堂译）。甚至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为“赤贫如洗”或“室如悬磬”；as rich as Croesus译为“陶朱猗顿之富”。这种当然非常通顺，极合中文心理。可是一弄文墨，就容易走上严几道的“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末路。林琴南的翻译不是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的吗？可是他的翻译是很糟糕的。 第二种偏向是糊涂过去。遇到不能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的西洋思想或概念，也要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去翻译，这怎么办得到呢？一方面中文的词儿和语法有时可能不够用，不能完全表达原文，一方面又不肯采用新的词儿或欧化的表现法，于是为了适合中文心理起见，只好含混过去，就是所谓“与其伤洁，毋宁失真”。例如armed to the teeth，就可译为“武装到牙齿”，何必要笼统地译为“全身武装”呢？如果当初把break the record仅能译为“空前绝后”，到今天哪儿能有很通行的“打破记录”这个成语呢？ 为了上述的两种原因，我们一方面反对不必要的欧化，一方面在必要时，可以采用外来的字句和表现法。 二、 积极方面 （一） 内容与形式要求统一 “大概英文程度不佳，汉文程度亦较劣者，最易以胡译自称为直译。英文程度较次，而汉文程度较高者，则易以借意行文，自称为意译。尚有对于译文之实质方面无适当之预备者，例如未研究过心理学而硬要译心理学者，亦往往以胡译，借意行文或附会造谣，自称为直译或意译，以掩其对实质上不充分之了解”（张士一语）。这样，我们可以说，翻译只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翻译；一种是错误的翻译。什么叫做正确的翻译呢？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实地表达原文所有的意义。“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就是把原文的内容正确地翻译出来，“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是指翻译的形式，也就是通顺的中文，但不一定硬要完全根据中文心理，所以说“尽可能地”。内容正确，形式精美的翻译就好翻译。翻译的内容如果不正确，不论形式多么精美，都是错误的翻译。 （二） 宁信而“不顺” 翻译的时候，如果能够极力保存原文的结构，忠实地表达出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同时又能尽量采用中文的成语和最自然的字句，使译文成为通顺的读物，这是最理想的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翻译者主要的任务是把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忠实地表达出来；其次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换句话说，正确的翻译是翻译的内容，流利的译文是翻译的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完全统一是翻译者努力的方向，万一二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迁就译文的流利而牺牲了原文的意义，不如极力保存原文的意义而牺牲中文的流利，因为正确而不流利的译文至多不能叫人一看就懂，或读起来不能畅快；流利而不正确，那是愈看得懂愈糟糕，读起来虽然畅快舒服可不是原文的意义，那不是等于叫人相信“添花样的说谎”吗？ 鲁迅先生在《关于翻译的通信》的一封回信里（见《二心集》），把宁信而“不顺”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他说： “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象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 异样的句法大多不能使读者觉得畅快舒服，但鲁迅先生又说：“这种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 ’而被淘汰，被踢开。”同样，欧化的字句，当初都是异样的，不顺的，到了现在已有许多成为中国化，不顺而成为顺了。因此在翻译上有条件的“宁信而不顺”的主张是可以接受的。 （三） 采用白话 中文里有些字句是不够精密的，而文言比白话更不精密。这从词儿的长短和句子的结构上就可以看出来。文言文以简老为贵，于是非避去熟字删掉虚字不能成为好文章。结果，在文言文中差不多全是简单句，复杂句是很少的。这样的句法怎么能够忠实地表达出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呢？主张用文言文翻译的不得不推崇严几道了。他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所谓上等的文言文]，则为达易；用近世俗利文字[就是白话文或大众语]，则求达难。”按理他的文言文的翻译应该是既信且达而又雅的了。可是他把明明白白的原文弄得艰深难解，译得很糟。当然，译书译得糟，还有其它的原因，不过用文言，不用“近世俗利文字”，为了“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这当然是使译文糟的一个大原因。 我们不但主张用白话翻译，反对文言，而且也反对“新文言”式的白话。有些人也不反对用白话翻译，可是他们所能容忍的白话是“小脚放大”的白话，可看不惯从来没用过裹脚布的“天然足”，因为骨子里他们还恋念着“三寸金莲”的文言文。因此，一方面虽然赞成用白话，一方面仍然反对复杂的句子和“异样的”句法。见了一个句子里有两三个“的”字就要删去一个，有三四个形容词就要减少一些。总觉得不这么着不能成为通顺的中文。其实，句子长些，多用几个必需的“的”字，不一定就不通顺，只是在以新文言为白话的人看来，好象有点儿不通顺罢了。 曾虚白在《翻译的困难》一篇文章里就这么说： “‘的’字的用途，中文里是最经济不过的，现在大多数的译者凡遇到possessive或adjective多要加个‘的’字，就搅得‘的’‘的’不已，成了四不象的文章。又象中文句子里‘他’字的用途也是很经济的，常有须会意的地方，然而西文里叙述一个人的动作，每换一句话必需另用个‘他’字做主词。譬如照样译下来，就要‘他’‘他’不已，犯了个叠床架屋的毛病，（这句话是不错的。）还有那progressive，现在大家多拿个‘在’字来代表。比方说，He is reading翻作‘他在读’。请问这象一句中国话吗？” 所谓“的的不已”，“他他不已”，在熟读周秦诸子，韩柳欧苏或读惯新文言的文人读起来，固然有些不大畅快舒服，可是在 “陆续已吃过一点苦”的读者看来，有时反倒觉得译文真切，字句精密，我们并不是说必须“的的不已”，“他他不已”，才是正确的翻译。不必要的词儿都不该叠床架屋地放在译文里，不过这要看在原文意义上的需要不需要，并不是为了给读者“吃茶淘饭”。所以用白话翻译不但比文言或新文言更能忠实地表达出原文中所有的意义，而且也能使中国书面化的语法更精密，字句更丰富。 三、 总述 以上六项，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主张。消极方面，我们主张：（一）不分裂翻译的标准；（二）不分裂直译和意译；（三）不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积极方面，我们主张：（一）内容与形式要求统一；（二）宁信而“不顺”；（三）采用白话。翻译本来没有死板板的标准，象度量衡那样可以测量长短大小轻重。如果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一定要说出一个标准来，那么我们不妨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诚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这样的翻译就是正确的翻译，无所谓信达雅，也无所谓直译意译。在意义方面，必须真切地表达原文；在字句方面必须力求接近中文。中文里有现成的词儿和语法，应当尽量利用，以求译文的通顺。如果遇到中文“话不够用”或“句法不精密”，不妨采用外来的字法句法。为要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不但文言不适合，就是新文言式的白话也不是最适当的工具。最适当的工具是活的白话，就是在工农大众的基础上发展着的中国语文。 翻译的原则已如上述，翻译的方法且看下文。不过所谓原则，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不敢说这儿所选取的几篇实习的译文都是符合上述的原则的。我们只可以说，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确实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可是为了限于能力，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随时指正，以鼓励我们在翻译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成分个祷的。
